1983年6月，《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見報后，時任國務院領導同志的辦公室來電話對這一主題表示關注，同時詢問《大趨勢》一書國內有沒有譯本。
當時我對新技術革命這個問題看著感興趣，但對其真正的重要性并沒有那么深刻的認識。領導同志一來要書，更加引起我們對問題的重視。
作為新技術革命報道風暴的發起者、親歷者、見證者，原新華社副總編輯兼《經濟參考報》首任總編輯李琴最清楚，《經濟參考報》的報人是如何在迷茫困惑的起點上，在激烈交鋒的序幕中，為中國的新技術革命披荊斬棘，振臂高呼，鋪就一條輿論和思想的坦途。
以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開放程度評判，美國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的經典之作《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進入國人的閱讀，實在不算遲。這本勾勒“人類先后經歷了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而今將逐步進入信息社會”的著作，在美國出版僅一年后，即被擺在國人面前。
書是李琴先接觸到的。
1983年春，北京宣武門東北，南新華街西側，前孫公園胡同的一間平房里，李琴因腿骨骨折在家靜養。新華社總編室每天派人將報紙等資料送來。依照李琴叮囑，臺灣《經濟日報》必不可少。這份新華社僅有的臺灣《經濟日報》是在《經濟參考報》創刊后不久，根據李琴的主張訂購的。在當時，訂閱它必須經過上級單位批準，傳閱范圍亦受到嚴格約束。
5月，臺灣《經濟日報》開始摘要連載《大趨勢》一書。讀過幾期后，李琴對書中提及的新知識很感興趣。借時任《經濟參考報》副總編輯陸亨俊等報社同志來家商議工作之機，李琴將報紙遞給了陸亨俊，并特別交代：“這方面報道要注意�！�
陸亨俊晚年回憶：“我看了半個多月臺灣《經濟日報》的連載后，感到還是提出不少重要的觀點，不過翻譯得不好，文字很別扭，但又沒有原文可以核校，而且臺灣把‘信息’都譯成‘資訊’。所以我決定取其要點加以改寫成《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
1983年6月14日，《經濟參考報》在四版頭條位置刊發《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大趨勢>一書內容介紹(上)》，主標題套紅，署名是陸亨俊的筆名“姚駿”。兩天后，報紙又在同一版面同一位置，以同樣的套紅標題，刊登了《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大趨勢>一書內容介紹(下)》。
20多年后，有媒體如是評價：這本全球銷售上千萬冊的著作被介紹到中國來，對我們了解世界、思考未來、研究對策，極有參考價值。
《經濟參考報》對《大趨勢》一書的介紹在第一時間納入中國高層的視野。
1983年6月，《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見報后，時任國務院領導同志的辦公室來電話對這一主題表示關注，同時詢問《大趨勢》一書國內有沒有譯本。
電話令李琴警覺。她回顧說：“當時我對新技術革命這個問題看著感興趣，但對其真正的重要性并沒有那么深刻的認識。領導同志一來要書，更加引起我們對問題的重視�！�
報社編輯部迅速確定兩件事情：一、通過新華社圖書館請香港分社購買《大趨勢》英文版；二、加大對新技術革命的報道力度。
7月，《大趨勢》英文原版書送至報社編輯部，陸亨俊等人翻閱后當即決定：自己動手翻譯。一本書被撕拆成三個部分，報社負責國際報道的趙英琪、孫道章、路林沙和王金余夜以繼日，在國慶節前夕完成譯文初稿。
10月4日，《經濟參考報》刊登了自行翻譯的《大趨勢》一書的《結論》上篇——《一個奇妙的時代》。
當日下午，陸亨俊接到從新華社社長室轉過來的索書電話。電話是從陳云同志辦公室打來的。
不久后，李琴獲悉，中央在10月9日于中南海召開了“新產業革命及其對策”的座談會，時任國務院領導同志發表長篇講話《應當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術革命和我們的對策》，強調要認真研究新技術革命動向，并且明確指出，我們在“立足當前，努力把目前各項工作做好，同時應當高瞻遠矚，展望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趨勢�！�
就在《經濟參考報》熱情十足地為新技術革命、新產業革命鼓與呼時，節外生枝的聲音出現了，并掀起了一場新技術革命的報道風暴。
李琴回憶，6月中旬中央領導同志的“要書電話”鼓勵了報社的同志們，大家憋足一口氣，滿心滿腦就兩個字：干哪。
怎么干？新華社駐東京記者張可喜給出一條日本舶來的思路。
1983年7月，張可喜回國休假時告訴編輯部，日本大眾媒介對科學技術發展的這一新動向、新形勢高度關注，通過大量報道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日本經濟新聞》從1982年開始，就以“新產業革命”為主題，動用各種手段，如報紙、雜志、影視、書籍等，為“新技術革命”、“新產業革命”開展了造勢運動。
報社很受啟發，即刻決定參照日本媒體的做法，展開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
陸亨俊與張可喜敲定，由張可喜為《經濟參考報》撰寫五到七篇的系列報道，介紹日本的新產業革命。隨后，報社向新華社各駐外分社發出電報，要求記者集中力量采寫有關新技術革命的情況。
9月26日，以知識分子和科技界為主要讀者的《光明日報》出現一則征訂廣告：“您要了解‘新的工業革命’情況嗎？請訂閱《經濟參考》�！�
隨后，張可喜發回的一組六篇系列報道《日本新產業革命介紹》于10月4日至24日率先亮相。
10月25日，《經濟參考報》在頭版刊發赴美訪問的原報社副總編輯丁仰炎對《第三次浪潮》作者阿爾文·托夫勒的專訪。報社對托夫勒的專訪做了“破格”處理——在頭版頭條位置加花邊刊登針對專訪的評論文章《能否跳過某些傳統工業的發展階段》。陸亨俊后來慨嘆：“一個西方世界學者的談話居然如此突出，當時也只有《經濟參考》敢這樣做�！�
就在《經濟參考報》熱情十足地為新技術革命、新產業革命鼓與呼時，節外生枝的聲音出現了。那些雜音的主要論點是：這種說法不科學，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報刊正在討論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腐朽的”之時，怎么還有“朝陽產業”？是美化帝國主義，是搞“精神污染”；電腦真有這么神奇嗎？當年原子彈不是也吹得神乎其神，毛主席一句話，原子彈也是紙老虎，不破了迷信了嗎？簡直是異端邪說，等等。
李琴置若罔聞。她說，它們不是主流聲音。
從1983年6月到9月，《經濟參考報》發表的有關新技術革命的報道有160多篇，10月份一個月內就刊出了150篇。截至當年年底，《經濟參考報》刊登的有關新技術革命報道達400多篇。新技術革命的系列報道獲得當年全國好新聞特別獎。
當大量報道密集涌出后，情勢出現了變化和飛躍，新產業革命問題從輿論造勢階段步入政府實質行動階段，但就新產業革命的叫法是否妥當的問題產生分歧。
1983年10月9日，中央決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任組長，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镕基、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和國家計委副主任張壽為副組長，召集一批專家學者成立“新產業革命對策小組”。
10月中旬，李琴前往參加了由馬洪主持、規模僅一二十人的小型會議。會議確定了“對策小組”組成名單，包括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和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以及大學里的專家，共約120人。李琴、陸亨俊和丁仰炎作為新聞界僅有的三個人名列其中。
李琴回憶，11月24日，“對策小組”討論時，來自各部委的官員們、各領域的專家們對于一定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認識一致，但就新產業革命的叫法是否妥當的問題產生分歧。
《經濟參考報》報道之初，較多使用了新產業革命一詞。當然，一旦問題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稱謂就不能繼續隨意。爭議集中在兩點：其一，西方國家稱之為“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dustrial”一詞應譯為“工業”還是“產業”；其二，從影響范圍和影響力看，應定義為“技術革命”還是“產業革命”。
“對策小組”第一次會議后不久，有人上書中央，認為新產業革命的提法不妥，應改稱新技術革命。有關部門為此專門下發文件，要求在公開宣傳中一律稱為新技術革命。
25年后，《經濟參考報》副總編輯張健回顧這段歷史時辯駁：“回過頭來看，可能用產業革命來定義這個給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革命性變化的創新更為準確，因為，這不是僅僅發生在某一技術領域的發現或發明，而是同時在一系列重要科技創新后形成了巨大的新主導產業，對人類生活方式、產業結構都產生了史無前例的影響和變革。它完全可以媲美英國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以電力和內燃機為代表的第二次產業革命�！�
《經濟參考報》不敢獨居為863計劃鋪筑思想坦途的奇功，但在那場滾滾而來、難以抵擋的新思潮中，《經濟參考報》的報道似奔涌在浪尖的一股激流，沖擊著國人的技術觀。
1986年，一項對國家的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橫空出世，這就是863計劃。
863計劃出臺，意味著中國最高決策層對科學技術發展在經濟社會進步中的決定性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于動員舉國力量開展科技進步，有了具體和可行性強的措施。
根據中共中央《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綱要》精神，863計劃從世界高技術發展的趨勢和中國的需要與實際可能出發，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選擇了生物技術、航天技術、信息技術、激光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七個高技術領域作為我國高技術研究發展的重點(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術領域)。也許是巧合，在《經濟參考報》“連篇累牘”的新技術革命報道中，所開列的主要高技術領域大致相同。
李琴說：“當然，《經濟參考報》不敢獨居為863計劃鋪筑思想坦途的奇功�！�
“對策小組”第一次會議結束后，李琴在新華社總編室的匯報會上傳達了會議主要精神。新華社多個部門、旗下刊物均作出部署，增加科技報道。在新華社的帶動下，全國各大報紙都開始關注這一主題。
更多國人認識到，在發達國家風起云涌的新技術革命，將引起生產技術乃至手段的根本性變革，它不僅會對生產力的發展產生影響，對社會和政治也有影響�！。ū疚挠杀緢笥浾邚埿嵅蓪懀�
鏈接：新技術革命：喚醒中國“大變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