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又是世界經濟多舛的一年，威脅全球經濟復蘇和金融穩定的“不定時炸彈”頻頻來襲。今年以來，全球經濟沒有延續去年快速增長格局，隨著上一輪刺激政策效應的逐步衰減，世界經濟從第二季度起開始迅速回落，美國二季度GDP增長率下調后只有1%的增長，歐洲經濟復蘇幾乎陷入停滯，新興市場經濟增速也為兩年最慢，而國內“三駕馬車”小幅減速也導致中國增速逐季放緩。
　　總體而言，外部環境的改變通過金融、貿易、信心三個渠道影響中國經濟與宏觀政策的走向。從金融渠道看，主要是全球流動性的影響。在主要儲備貨幣貶值和美國兩輪量化寬松之后，全球流動性極度泛濫。以M2口徑衡量，發達國家M2已升至10萬億美元，并將流動性推向經濟基本面尚為良好的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進而改變了中國貨幣政策發生作用的機制和作用環境。為應對高漲的流動性，今年以來央行三次加息，貨幣政策由“寬”入“緊”，但卻難以擺脫多重“政策兩難”：以利率工具為主體，必將面臨“不可能三角”的困境，以數量型政策工具為主必將面臨存款實際利率為負、民間利率高漲與短期流動性出現結構性變異的困境，從而難以克服負利率帶來的經濟泡沫蔓延、體系外金融高漲，甚至資金自我繁衍的問題，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事實上已經被削弱了。
　　從外貿渠道看，盡管中國低端制造業出口受“土豆效應”影響依然保持強勁增長態勢，但進口價格持續上漲、出口價格基本穩定導致貿易條件正趨于惡化。很多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出口企業倍感經營環境艱難，人們甚至用“三上三下”來反映當前的經濟困局，所謂“三上”，即人民快速升值，通脹壓力加大，以及原材料、利息支出、勞動力價格上漲等導致的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上升；而“三下”則表現為投資增速放緩，可獲信貸融資量減少以及利潤率的下降。外部沖擊疊加轉型陣痛，讓宏觀經濟的微觀主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壓力。
　　從信心渠道看，美國債務上限的內耗、歐債危機久拖不決以及經濟再度低迷下政策工具的捉襟見肘，都大大影響了全球投資和消費者的信心。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經濟一體化乃至信心一體化的今天，信心的互相傳導也影響到了中國，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了過度的恐慌，很多企業的外貿訂單以及海外投資也開始猶豫。
　　展望即將到來的四季度，全球通脹壓力有所減輕，但經濟形勢仍然不容樂觀。9月12日OECD發布的最新報告指出，預計下半年，七國集團各成員國經濟的年增長率都不會超過1%。而歐債危機繼續向核心國家蔓延也將持續考驗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
　　在國際經濟環境劇烈變化的情況下，一個相對穩定的內部政策環境對中國而言至關重要，中國應該在保持政策穩定性、協調性的基礎上，增強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和前瞻性，以靜制動。同時，總量調控不能包打天下，要配合有針對性的結構性政策(中小企業、民間信貸、結構減稅、產業和技術投入等激勵政策)化解內外壓力，而更長遠的還要依賴于更多的“體制攻堅”和“深水區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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