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烏蘇拉·胡斯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城市化、工業化浪潮，在全球各大區域的發展態勢并不一致；不同國家和地區卷入全球化金融和貿易體系的時間節點，也大相徑庭。英國赫特福德大學教授烏蘇拉·胡斯卻從1970年代末（即前述浪潮、體系在美國和西歐國家正常的階段），就敏銳捕捉到了技術革命與工作職位轉型、性別與階級重組、社會生活全面商業化之間的內生關聯，一針見血的指出，當代資本主義作為動態力量，正在重新定義與建構新無產階級。她將這種由新技術革命驅動的“新無產階級”稱為在真實世界里從事虛擬工作的“高科技無產階級”。
    城市化、工業化及伴生的商品化，一直會帶來社會勞動分工的變化調整。但二戰后由美國、西歐國家和日本主導出現的新技術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城市化、工業化、商品化規律，進而讓社會勞動分工調整更為劇烈和頻繁。舉例來說，企業更多的設置了設計、文案、采購、銷售、流程管理、員工服務、消費者服務、公共關系等崗位，這些崗位有些體現了去技能化，有些又融入創意能力，還有些與知識產權、員工持股權聯系在一起，已經很難用舊有的勞動分工標準予以直觀區分。烏蘇拉·胡斯還指出，“信息和通信技術在工作和消費界限的模糊化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在服務者和被服務者之間構成了不斷變化的界面”，也就是，信息技術讓人們的消費與生活更趨自助化，一個消費者事實上會扮演半個勞動者的角色。
    烏蘇拉·胡斯在書中第四章“全球辦公室：信息技術和白領工作的遷移”中進一步指出，全球化時代推動的社會勞動分工，帶給勞動者更顯著的影響在于，雇傭、工時、考核、薪酬制度體系有了大幅變化。勞動分工進一步精確細化，技能價值降低，即便是部分融入創意能力的工作崗位，也僅是產業鏈、企業流程中的一環，更有許多崗位實現了顯著的去技能化。這就使得快速精準復制產業鏈、企業流程成為可能，產業布局不斷流向勞動力報價更低的區域，或發展為高度分散的外包，勞動者的談判議價權利大幅縮水。
    與之同時，通信技術及其應用的創新發展，大大強化了企業對員工的控制力。首先，遠程辦公、分包等概念的普及運用，讓勞動力分布實現原子化隔離，勞動者被隔離在自己家里或者不同分包終端，除了工作任務之外，很難就其他方面實現組織聯合。其次，各種準確考察務工效率指標的新型設備，讓泰勒式科學管理進一步發揚光大，員工由嚴苛的績效考核驅動，更有企業建立相互監督的工作組，實行類似連坐、鼓勵舉報低效的工作制度。第三，憑借新技術和設備實施對員工工作狀態全程監控，已不再存在難題，甚至還可以借企業信息系統在內的社會信息、信用系統，對員工生活狀態、思想狀態等進行控制。這三方面控制的無處不在，讓幾乎所有工作崗位、流程都更加無聊、緊張、空虛和孤單。當今所有深度卷入全球化體系的國家，各類職場人群均出現了嚴重的過勞負荷和心理疾病，正是最直觀的惡果反映。
    廣泛應用新技術和設備，會導致原有行業就業人群的減少，那么問題就出來了，既然如此，為什么世界各國同期并沒有出現大幅的、大部分人的失業？很簡單，是因為新行業、產業門類越來越多，吸納了巨量的就業人口。這些新行業、產業的出現，來源于家務勞動的社會化——簡言之，就是在過去幾十、幾百年前曾經是市民家庭自行開展的家務勞動，被獨立開辟為一個個新產業，由工廠化大規模生產和供給，讓原有家庭勞動模式顯得越來越不劃算；在此基礎上，人們就不再親力親為去做那些家務，而是直接購買市場上供給的服務，或以新產品、裝置設備來替代。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家務勞動社會化，并沒有像這項社會趨勢出現時，經濟學家們預測的那樣，減少普通階層家庭特別是婦女的家務勞動時間。這是因為，第一，如前述，消費自助化變得越來越明顯，譬如有關銀行生產力的研究就表明，金融機構應當設法讓顧客自行填寫單據、自助辦理存取款業務。第二，服務的集中化將時間、精力和交通成本轉移給了使用者，這方面最直觀的例子就是，當沃爾瑪擠垮周邊幾平方英里內的社區小店、中小商場后，人們再要購置齊全生活必需品，就不得不忍受繁瑣的挑選、擁堵的付款排隊人群及讓人煩躁的嘈雜市場氛圍。第三，廣告商在不斷教誨消費者，要樹立新的、更為科學或更為健康的消費生活觀念，為這種新觀念付出更多精力和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