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是個好東西》
作者：曹爾階
出版：人民大學出版社 |
談城市發展，必然會涉及城市化紅利的問題。政府官員招商引資，以為資本會創造城市化紅利。但是在中國，城市只有吸收農民工，才能為工業化提供廉價勞動力。中國特有的1.6億農民工才是創造出城市化紅利的真正主角。中國的城市化紅利是由包括農民工在內的移民創造的。所以真正的中國特色的城市化，不僅要擴張城鎮的面積，而且必須包括“化”掉農民工進城，即把1.6億農民工變成“新市民”這個中國特有的一種“城市病”。
什么是城市化紅利？城市化紅利是指，農村向城鎮發展的過程中，不斷縮小城鄉差別而創造的超過原有農村收益的那一塊紅利。實際上，城市化紅利是與經濟的發展相共生，它是由城市的集聚經濟效益、規模經濟、人口紅利和級差收益等綜合因素匯合形成的。
首先是因為現代工業生產在空間上的集中性，使得工業化的產業資本產生了在新的空間上的積累和擴張，不僅創建了工業企業，而且吸引了大量農民，脫離農村和農業勞動，成為工業勞動力，壯大了工人隊伍和中產階級，又形成了新的城市。而城市的基礎設施加快了人口流動，更有利于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在空間上的集中，由此產生了集聚經濟效益，可以通過生產活動在空間距離上的彼此接近，實現資金周轉、商品流通、勞動力培訓、企業技術創新、產品升級與市場競爭等方面的集中運行，從而獲得效益。這里，城市基礎設施往往具有誘發作用，不但誘發了經濟的發展，也創造了城市化紅利。東部沿海地區在改革開放中抓住機遇建設大城市的，如深圳、上海的浦東，都起了集聚作用和輻射作用。尤其是上海，在建設浦東的過程中狠抓跨黃浦江的大橋和隧道的基礎設施建設，其誘發作用尤為顯著。另一個開放城市廈門，地處東南沿海，與金門島隔海相望，曾是國共雙方炮火連綿的前線陣地，交通設施落后，一直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機會。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成立經濟特區。1981—1983年經國務院批準利用科威特貸款2
100萬美元，擴建了高崎國際機場，經濟發展頓時改觀，特顯出超乎經濟發展的城市化紅利。所以在城市經濟中，對基礎設施的建設，不能只從其自身的經濟效益來考慮投資和回收，而應重視基礎設施投資對整個社會的邊際收益。同樣，在西部開發中，城市化建設和小城鎮的建設，也是一個歷史機遇�！笆濉庇媱濋_始在西部投資1
000億元建設1.8萬公里的鐵路，投資1
200億元建設1.5萬公里（20年內）的公路，以及投資天然氣“西氣東輸”工程，僅其中的8條高速公路通過452個鄉鎮，4.1萬個行政村，就將帶動相當一批小城鎮的發展。
其次是城市企業集群內高度專業化的分工協作，使各個分工不同的單個中小企業可以通過外部合作，獲得規模經濟，使企業實現了柔性發展與規模的統一。而高速鐵路加都市圈帶來一系列城市群的崛起，帶動的區域性產業整合與規模經濟效益，將愈益明顯。
第三是交通的便捷，有利于人口流動，吸引青壯年和有知識的勞動力匯集于城市，使城市有機會優先享受這部分人口紅利。而高速軌道交通技術的發展，給城市的“時空壓縮”帶來巨大變化，將更能推進城市的人口流動和享受人口紅利。
第四是城市經濟的發展，產業的不斷升級，實現了產業結構的高度化。由此，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具有一種級差收益的性質。這種級差收益，通常使大城市的經濟效益高于一般城市，使城市中心地段的效益超過市郊。1984年，世界銀行在中國的考察報告中就曾提到，在國外的大城市中，從城市邊緣到市中心地區，土地的經濟成本逐漸上升，其上升幅度，可高達每公里25％。假定郊區農田地價每平方米為0.8元，那么對市區半徑為10公里的無錫來說，市中心地價每平方米應為10元；而市區半徑為20公里的上海，市中心地價每平方米應為120元。世行的報告認為，如果上海自行車廠這樣的企業搬到附近的小城市，每輛車的成本可以比在市內降低10～20元，因為它可以減少某些不必在城市負擔的費用。
中外城市的實踐都說明，城市的地價、地租和土地稅，必須考慮級差收益。政府在土地或物業稅收上要充分利用級差地租這個城市經濟特有的經濟杠桿，使企業在交付級差地租的基礎上充分考慮機會成本、沉沒成本、邊際效益和級差收益等因素，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使某些不必滯留在大城市的產業，按照比較成本原則向最低成本點轉移，遷離大城市或遷離中心城區，直至遷往原料產地，讓位給新產業和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從而實現大城市和中心城區的產業高度化。
在上述分析中，似乎城市化紅利只與工業發展的集聚效益、規模經濟、人口紅利和級差收益等有關，并未涉及脫離農業勞動的農民工。但是必須強調指出，真正創造城市化紅利的能動性因素是脫離農業勞動的農民。在中國，就包括這1.6億進了城而不能在城市落戶的農民工。因為工業化的產業資本雖然創建了工業企業，但如果不能吸引農民為工業提供勞動力，資本將無從動作。由此，一切與工業發展相關的集聚效益、規模經濟、人口紅利和級差收益等，也都將成為泡影。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城市引進了資本，同時鼓勵企業招收農民工作為廉價勞動力。進入新世紀后，跨國產業集團更是紛紛將制造業向中國轉移。一方面，產業資本集團以低工資降低了產品成本，提高了競爭力。城市從工業的發展中獲得了像一般城市那樣由集聚效益、規模經濟、人口紅利和級差收益等綜合因素匯合而成的城市化紅利。而脫離農業勞動的農民工卻是創造這一切的原動力。沒有農民工，再強大的產業資本也只是一堆廢鐵。另一方面，中國的戶籍制度使得中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只創建了工業企業，沒有等比例地形成和壯大工人階級隊伍。中國上億的農民工以農村戶籍在城市打工，為城市創造了工業產值和稅收，但他們沒有城市戶籍，不是正式職工，不算城市人口。同時他們虛占農村的土地，也影響了農業的規模發展。農民工在城里住貧民區，仍然要省吃儉用，緊縮消費攢錢在農村蓋房，蓋了新房又沒有人住。而且由于城鄉戶籍的隔閡，還得返鄉找對象結婚，子女在城里上學，收了贊助費，還只能“借讀”，不能成為升學和報考大學的階梯。他們與城市的汽車、住房無緣，也與城市的醫療、教育等福利待遇無緣，不能成為城市消費的主力，不能參與城市消費結構的升級。而城市（也包括企業集團）卻不需要像對待城市職工那樣，為農民工提供城市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等福利待遇和社會保障，把節省的這一部分支出也變成了城市化紅利。這是中國農民工為城市經濟創造的又一種特有的城市化紅利。城市對他們，“既不給進城的自由，又不承擔提供福利的責任”（秦暉）。所以政府獨享城市化紅利，只能國富而民不能富。
出訪過歐美國家的朋友都知道，在紐約、洛杉磯、巴黎和意大利，居住著不少非法入境的華人，尤以溫州人和福建人為多。表面上這有當地僑店僑民利用親友情誼的吸引和推動，其實更多的是當地政府出于勞動力短缺的壓力，不得不故意不時地放寬對非法勞工和非法移民入境的禁令，因為它們更需要利用這部分非法入境的勞動力來發展城市。以美國來說，特別還因為非法勞工并沒有“搶本土美國人飯碗”，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比如建筑、農場、餐飲和洗衣店等勞動強度大的行業，基本上是美國人所不愿意干的。所以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懂得要在一定時期放寬非法勞工和非法移民的入境，為他們創造城市化紅利，這幾乎已經成為慣例。但是任何政府畢竟不能長期竊據這部分紅利，因而過一段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就要以各種理由，例如大赦、特赦等，讓非法移民轉為合法，讓他們分享他們自己創造的城市化紅利。奧巴馬入主白宮，就多次表達要推進移民改革，給1
200萬非法移民帶來希望。美國移民政策中心的一份報告說明，非法移民合法化對經濟有利無害。因為一旦移民身份合法化，非法移民走出陰影，移民的收入和消費都將提高，合法工作和報稅會為美國經濟注入新的活力。但如果將非法移民遣返，在未來五年將耗費2
060億美元，平均每年412億美元，相當于國土安全部全年經費的八倍。這也正是中國幾億農民工必須轉為城市“新市民”的前車之鑒。
常修澤有個資料，1999—2007年，中國總儲蓄率從37.1％提高到51.8％，提升了14.7個百分點。這當中，政府儲蓄率從2.6％上升到10.8％，提高了8.2個百分點；企業儲蓄率從14.6％上升到18.8％，提高了4.2個百分點；居民儲蓄率從19.9％上升到22.2％，僅提高了2.3個百分點。按大數說，這個8—４—2的“三級跳”，居民是“低臺階”，政府是“高臺階”。這個數據正好說明，中國崛起中“國富民不富”，正是政府占據了這相當部分的城市化紅利。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民工為繁榮城市作出了貢獻，你不能讓他們連同第二代農民工都長期居于“另冊”，而不能合法地享受他們自己創造的城市化紅利。最近發生的廣東本田職工以罷工來爭取加工資，富士康職工不滿于高紀律、規格化、集體管理的兵營模式的“連環跳”，這正是創造了城市化紅利的農民工對“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提出的最基本的訴求。所以真正的中國特色的城市化，要從解決1億多農民工以及今后的幾億農民工的戶籍和城市福利開始。
問題的癥結是，我們要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像西方國家讓非法移民合法化那樣，促進這幾億農民工真正成為城市市民，要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培育這幾億新市民在城市生活并逐漸實現購車買房的消費能力。除了改革戶籍制度實現人口自由流動之外，關鍵是要搞活農村土地使用權在轉讓、抵押和買賣方面的自由流動，讓農民工可以有償地出讓農村土地使用權和農村房屋，到城市安家立業，讓新市民和老市民一樣，在城市擁有工作掙錢、購車買房（開始是租房）和享受子女教育以及醫療保險、社會保險的權利。一旦這幾億農民工成了新市民，可以在城市有房安家，必然會立竿見影地帶來一系列家用器具和家用電器的消費增長。同時，也只有這幾億新市民充實了新一輪的城市化，我們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出現一個由中產階級汽車與住房消費所拉動的長達20年左右的持續高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