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教授既非政治學家，更非南非問題專家，但他卻在17年里三次寫南非和曼德拉，他的《南非的啟示》更試圖用超過60萬字的篇幅，向國人們傳達出一個全面而又客觀的曼德拉和“一個真實的新南非”。全書分別探討曼德拉的政治遺產、南非民主轉型的經驗及新南非的問題與中國經驗的可參照之處。

　　傳記或紀實寫作，最困難的莫過于“客觀”。不少學者或作家常常會有一種被“撕裂”的痛感，秦暉也不例外。他在序言中坦言：“我當初關注曼德拉和南非民主化本來就是帶著一種榜樣情結的，曼德拉是我心中的圣雄，新南非是圣雄奮斗的成果。而介紹舊南非"低人權下的經濟增長奇跡"本來就是作為一面不人道且不可持續的鏡子來促使人們反思的。

　　其實，對納爾遜·曼德拉，我們所知十分有限，并且大多屬于傳說。秦暉以對比的方式客觀地指出，曼德拉是集道義與理智、勇氣與寬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給南非帶來了希望。與甘地相比，曼德拉受到的迫害要更為嚴酷，他身陷囹圄27年，幾乎等于甘地在印度從事政治活動的全部時間。而他在和解進程開始后所處的位置則比甘地更為有利。然而牢獄之苦和勝利者的位置卻沒有絲毫損害他的冷靜與寬容。甘地自始至終是個非暴力主義者，而曼德拉作為非國大武裝斗爭戰略的提出者和“民族之矛”的首任司令，不是在失敗時而是在勝利前夜提出反思并改奉非暴力原則，這無疑需要極大的理智與自我審視的勇氣�？梢哉f，“見壞不上，見好不收”是相當普遍的人性弱點，前者有利于專制，后者導致以暴易暴。所以，“該激進時保守，該保守時激進”的勇氣，“見好就收”的寬容，都是極為難得的。而這正是曼德拉的非凡之處：既勇于反抗一個只準擁護的當局，又能寬容一個可以反對的對手。

　　誠然，在和解的過程中，這位領導人用自己的隱忍與悲憫情懷，為國民做出了表率，這固然有領導人個人魅力的成分，但理性地說，這也是這個國家成功轉型必然的路徑選擇。其實，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既依賴抗爭，亦不能忽視和解，“零和思維”（即“一方的得建立在另一方的失上，得失之和為零”）只會造就動蕩與循環。至今在討論“社會抗爭”議題時，人們仍然熱衷于“公民不服從”傳統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是美好的愿望，現實世界的抗爭往往伴隨著沖突甚至流血。事實上，一度被視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信徒的曼德拉曾強調：“不能把非暴力看成是一種神圣不可違背的原則，而應當把它看做一種根據形勢需要而使用的戰略戰術�！�

　　秦暉對曼德拉1994年至1997年三年非國大主席任期的評價是：“既沒有奇跡，也沒有災難�！�1997年，在曼德拉準備“交班”之際，南非經濟太空飄來了“三片烏云”：第一，當年的厄爾尼諾現象嚴重影響了南非的農業，因大旱，主要糧食作物玉米可能要減產一半。第二，國際金價暴跌。而南非是世界最大產金國，黃金業是支柱產業，從業者達35萬，出口值占南非總出口的30%。第三，全球性股市不景氣，約翰內斯堡交易所指數從當年夏天到年底下跌了15%。

　　更深層次的問題還在于，當時的南非社會仍有失業、治安、反對派活動三大隱患，一旦發作，后果將不僅影響經濟而已�？少F的是，這些“隱患”都被曼德拉和他的繼任者一一化解和克服了。誠如秦暉寫到的那樣：“南非的危機期待著"奇跡"，而"奇跡"產生于和解，像曼德拉、德克勒克那樣具有理智與和解精神的政治家，有之誠幸莫大(博客,微博)焉”；另外，“南非"奇跡"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現了理智�；蛘哒f，盡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他們沒有為難他們所信賴的理智者。這乍看起來，似乎平淡無奇，然而"奇跡"之難得正是因為這不易做到”。

　　秦暉特別注意到南非和中國有相似的發展背景，這些背景與兩國經濟發展及高速增長時期之間的聯系，從而深入到民主化前南非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演變以及與我們的對照，都頗為有現實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增長迅速，創造了“經濟奇跡”。而如何解釋這一“奇跡”則眾說紛紜。對此，看看另一個“奇跡”是很有意思的：許多中國人對南非的印象似乎只是金礦和布爾山羊，但其實南非早已是個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有人說中國已成“世界工廠”，而南非早已有“非洲工廠”之稱。

　　通過橫向對比，并搜集大量實證并客觀、科學、全面的分析，秦暉認為，南非的經濟“奇跡”有兩個堪與中國相比的特點：一是外向型特征，由于多數人口消費能力低下，南非與中國一樣長期“內需”不足，利用外資、開辟“外需”是兩國“奇跡”的共同特征。高速增長時期的南非，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都領先于GDP而呈“超高速”增長：貿易順差1950年為1.43億美元，1980年激增為74.30億美元，以后才隨“南非模式”的危機出現下降，到1992年降為53.48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1965年為2.15億美元，1982年達23.66億美元，17年里年均增長達15.2%，但種族隔離制度出現危機后急劇下滑。1985年后出現了負數（資本外逃）。而此前，南非是世界投資利潤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國在南非投資的平均利潤率達18%，而在發達國家投資平均利潤率僅13%，在發展中國家也僅14%。1957年至1972年間南非經濟增長的40%得益于外資。

　　二是南非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先于經濟增長。由于“低人權優勢”的南非可隨意圈占黑人的土地，因此，南非得以大量占地修建基礎設施。如南非的人均汽車擁有量與發達國家相比并不算高，但其高速公路建設卻領先于多數發達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其里程一度僅次于美國、德國而居世界第三。

　　秦暉還發現，南非的種族壓迫在經濟上集中表現為“流動工人”制度。勞動力流動如果僅僅作為一種現象，未必與壓迫有關。在南非民主化十幾年之后的今天，也還是有流動工人（主要是來自鄰近各國的外籍勞工）。但種族隔離時代的“流動工人”卻是一種排斥性的制度安排，那時南非官方對黑人勞工實行所謂“有序”流動，規定他們進入城區“只是暫時性的……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边@樣的制度造成大量的“兩棲人”，“戶口”在農村，人在外打工；青壯年外出，老人婦孺“留守”鄉下；平時在城里，過年蜂擁回鄉住幾天，號稱“候鳥”（“流動工人”的英文詞義其實就是“候鳥式工人”）。這種制度造成的一種最有名的景觀，就是年節前后回鄉又返城的“民工潮”。今天南非黑人勞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韋托有個據說是非洲最大的長途巴士總站，圣誕節前后那里就會涌動起南非式的“民工回鄉潮”。

　　按照秦暉的設想：中國瓦解“身份壁壘”的動力主要在國內。中國從放松打工限制到教育與居住限制也開始松動。不過，所有這一切都有賴于國人在經濟“奇跡”中保持清醒的頭腦，一方面要防止陶醉于“奇跡”而漠視社會危機，防止社會不公正從“權家通贏”惡化成“贏家通吃”，另一方面要利用高增長提供的物質條件，抓緊利益緩沖余地較大的這個時機推進各項改革、改善民生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這個意義上說，《南非的啟示》問世至少給我們提供兩方面的啟示：一，時代需要曼德拉式的“愛與寬容”；二，南非在不少方面或許也可做中國變革、轉型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