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應給地方政府一個明確的借債上限。解決地方債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也要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職能,這在地方債化解過程中至關重要。

著名經濟學家 厲以寧:當前,我們推行城鎮化,除了考慮建設問題,最要緊的是體制問題。城鎮化需要改變什么體制?我們從計劃經濟時代一直到現在的城鄉二元體制。這個難題不取消,那我們就與市場經濟還有不小的距離。

銀監會前主席 劉明康:原來有一個觀點,民營銀行一定會支持民營企業,我感覺不完全如此。如果缺乏很好的政策引導,在扭曲的利潤考核導向下,民營銀行容易走形。綜合來講,成本低且效益高的,一般是大型企業客戶。幾乎所有銀行都喜歡大客戶。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 白景明:地方債風險總體是可控的,但對其快速發展積累起來的風險須保持警惕,尤其要防止下一步城鎮化過程中出現地方債務迅速膨脹,引發債務風險進一步擴大。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連平:利率市場化將導致銀行利差收窄。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利率市場化總體上將推動市場利率上升,從而不利于緩解資金市場緊張狀況,貨幣政策應當對利率市場化給予適當配合。

復旦大學知名教授 謝百三:房價不能不調,但不能調死,調死對經濟影響甚大。中國不能像日本那樣把樓市調死,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因樓市泡沫對地產出重拳,造成經濟陷入“失去的20年”,長期低迷,股市大跌,這是中國必須汲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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