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下半年，關于如何完善稅制的問題引起了激烈爭議，這本來是件大好事——這有助于深化中國的稅制改革，健全中國的財政收支制度。但事與愿違，大家爭著爭著，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調，從完善稅制的改革，變成了是該加稅還是減稅的吵鬧。當然，無論以什么理由加稅，或以什么理由減稅，效果之辯、主義之爭和道德譴責背后，毋庸置疑，都有著盤根錯節的現實利益在博弈。
　　但這樣的博弈，又無法只算一本稅收加減經濟賬。只算經濟賬，只從民眾財富增加的角度說，減稅很容易占上風。因為任何稅收，即使高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它的運行成本和制度性消耗，也都是額外開支，再也回不到民眾手中了。
　　該觀點又常被運用到兩個方面：一是用來形容稅負的痛苦，要求政府必須把減稅放在一種執政的道德高度上；二是用市場經濟秩序證明，一個以市場經濟建設為目的的政府，減稅才是它的守夜人的最佳姿態。
　　從宏觀和長期的角度看，上述觀點比較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邏輯和原則。但減稅談何容易。若只談減稅，我們是否有減少政府某些職能的思想準備？從稅的本質來說，它其實是納稅人向政府購買的、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務。政府雖然在提供某些公共服務時，差強人意，比如它提供的醫療、養老、社保未必比商業保險服務周到，但這項公共職能從執政道德上講，卻是不能不做的。
　　就中國而言，1997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是其公共職能開始建立的標志，自那時起，13年的努力，政府在逐步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初步建立了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并存的養老制度。
　　但“有一利必有一弊”，為了這個新制度，轉型的成本卻至今沒有消化。這個建立不久的公共支出體系，至今還沒有和財政稅收體系完全掛鉤。從中國財政收支體系來看，它不僅意味著一項新的支出，而且為了使該公共職能有著較大的普及面，還有巨大的窟窿需要填充，多種數據分析表明了這一點，比較可靠的是世行的一項估算，即從2001年到2075年，中國這一缺口甚至有9萬億元之巨。假如政府不另外開辟收入來源，單純按現行財政收支體系，真不知道何時才能完成這個職能的全民保障體系。
　　再如為了滿足全民“居者有其屋”的夢想，在經適房漏洞百出之后，又要大規模建設廉租屋。這些錢，都不包含在原來的財政收支體系之內，而是隨著社會需求不斷變化，要求政府新增加的支出。國家規定，要從賣地收入中劃出10%，用來建保障房。但前段時間不是報道說，很多省市并沒有照準執行么？不執行有不執行的理由。湊不足錢建保障房，總不能把本來發工資、辦教育或搞國防的錢拿來蓋房子吧？
　　這么說，并非同意政府可以任何理由加稅，而是要說，政府的公共職能越多，越正當，它收錢的欲望就越要擴展。尤其是把政府看成全能的時候，它簡直就不可能停止加稅，也無法限制它加稅的權力。
　　其實，即使政府是有限政府，也很難控制政府在各方面花錢的沖動。這一點，美國就很明顯。美國政府雖然有無法隨意加稅的限制，但它變個花樣，以多舉債的方式，來滿足各種公共意義上的道德、經濟風險和社會福利的資金需要。被世界寄予厚望的奧巴馬，執政以來，并不隱瞞他這屆政府要大大花錢復興美國。
　　不能隨便加稅的美國如此，其他低稅地方怎么樣呢？香港就是一個舉世聞名的低稅制地區，那里不僅不能隨便加稅，政府好像也不太容易舉債。但特區政府花錢的沖動，并不因此受到有效控制。因為他們也要建廉租屋，也要支付各種社會福利。但特區政府長袖善舞，籌資有方，他們搞出了“土地財政”。從經濟史的角度看，如今在中國大陸流行的、高度依賴土地財政，其“先驅”就是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香港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比之大陸地方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香港貧富懸殊、實業空心化、泡沫經濟時間全球最長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沒有什么政府能夠控制自己花錢的欲望。而稅制完善的核心，還不在于簡單地討論該加稅，還是該減稅。因為無論加稅還是減稅，都未必能夠限制政府的花錢沖動。政府花錢的沖動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話，它即使不多收稅，也會多收費，還會亂舉債。
　　針對這個現實，其實已無良策，唯一的辦法，只能是我們這些納稅人有權知道政府手中的錢都花到哪里去了——雖然這很花監督成本，但要爭取到這權利，恐怕也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