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資本大規模流向新興經濟體的趨勢可能正在悄然發生改變。
近期，外儲縮水、外匯占款連月減少、實際利用外資金額持續下滑等一系列信息，均傳遞出跨境資本流出中國的跡象。
據廣東社會科學院“境外資金在中國大陸異常流動研究”課題組的跟蹤研究，自2011年下半年以來，原來從境外流進的資金和國內各種性質不明的資金有加大流出的跡象，尤其2011年三季度以后，流動速度和總量都在顯著加大，今年4月，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連續6個月同比下滑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中國的情況在新興經濟體中并非特例，一向為資本流入洼地的新興市場正在遭遇資本流出。多年來，全球貿易分工、金融全球化以及新興經濟體的高增長，推動了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向新興經濟體。從歷史數據看，過去20年內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兩次大規模資本流入。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初，另一次是本世紀初直到金融危機爆發終止。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隨著全球超低利率以及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釋放的流動性，追逐經濟增長與高額回報的全球資本再次流向新興經濟體，新興經濟又迎來了第三輪資本的大規模流入。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估計，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跨境資本向新興市場國家的流入已積累了巨大規模。
然而，歐債危機惡化以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結構性調整，促使國際資本從新興經濟體回流發達國家。去年7月以來，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貨幣一改以往持續升值的態勢而轉向大幅貶值，同時伴隨著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利差的縮小、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升值預期的削弱甚至逆轉、資產價格溢價預期下降，短期國際資本遂開始流出新興市場國家，盡管今年以來又有資本回流新興經濟體，但規模并不大。
從中長期看，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因素正在發生趨勢性的改變。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系正在被打破。
首先，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正在開啟一場曠日持久的“去杠桿化”進程，這使海外資本持續回流；其次，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總需求不斷萎縮，中國出口部門超高速增長的黃金窗口已過去，將大量勞動力等資源配置于勞動密集型出口部門的效率開始下降；再次，原來沉淀于房地產市場的熱錢，在中國政府堅定的房地產調控，主動擠出房地產泡沫面前退潮。從長期來看，奢侈需求、投資需求等非基本住房需求必定受到限制，政府近期幾度表態鞏固調控成果的政策立場，也意味著對房地產市場非理性上漲的決心不動搖，這將大大壓縮跨境資本在中國房地產市場中逐利的空間。
與此同時，一直靠低價格補貼全球化紅利的中國也正在走上一條要素價值重估的調整之路�？梢哉f，多年來中國以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業配套體系抵消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中國成為全球的價值洼地。然而，隨著中國推進工資收入分配、資源價格等一系列制度性改革，生產要素價格也開始重估，這必然壓縮FDI的利潤空間。
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發現只有通過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帶動新一輪產業繁榮周期，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美國，才有可能使美國成功回到“再工業化”正途，于是近期以“投資美國”為口號，正在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努力促進資本回流。
此外，原有的全球資金循環已不可持續。本輪全球經濟失衡下資金大規模流動具備以下條件，比如發達的美元計價資本市場，亞洲新興國家超量儲蓄流向美國以及全球儲蓄與計劃投資平衡下較低的長期利率等。然而，未來這些情況會發生改變，隨著全球失衡的糾正和真實利率的上升，美國國債等債券融資的成本必定上升：由于歐債危機急劇惡化，全球資金流入美債市場，包括美國國債、其他機構債券在內的美元資產大受追捧，這也使得美國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使美國對外融資成本較低，然而，美國債務依存度已高達67%，債務規模的持續飆升必然導致未來風險貼水升高，從而抬升對外融資成本。而另一方面，真實利率的提高意味著資產價格大幅度攀升的趨勢會受到影響。從資產價格的角度講在全球儲蓄——投資結構的再平衡過程中，真實利率將更充分地反應資金供求狀況，這也意味著全球資產價格難以呈現危機前的短期快速上升趨勢。
綜合以上這些因素分析，中國當前要防范的不僅僅是熱錢的大規模流出，更是長期資本的流出�？抠Y源廉價、利潤豐厚吸引全球資本的年代已漸漸遠去，在新歷史條件下吸引資本，要靠快速提高的人力資本、勞動生產率和市場容量，以及更加公平的投資環境所營造的經濟的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