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浙江財政收入增幅明顯放緩，一些地方為完成稅收任務過分地向民間收取稅費。有杭州企業人士稱，由于今年杭州財政收入數字比較差，其所在區將壓力分攤到企業頭上，比如今年稅收增幅不夠，為了數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稅收拿過來“預支”。
　　經濟增長放緩給地方財政增收帶來的壓力，已不是近幾個月來第一次成為公共議題。此前有消息稱，全國有將近四成的地方政府在時間過半的時候未完成相應的財政收入任務。這說明，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地方政府的“穩增長”壓力是現實的，在討論一些地方出現的“突擊征稅”或“預支”等“過頭稅”現象時，這一點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稅收作為一種利益分配形式，其征收額度以及時間都要能夠反映社會經濟的運轉情況，且囿于其自身的固定性，一切非正常地征收行為都違背稅法。中央相關部委早已給出了結構性減稅的調控命令，其目的是為了在整體經濟形勢趨緊的情況下，讓渡給企業更多的增長空間。而“預支”稅收則反其道而行之，表面上可能滿足了暫時性的財政增收需要，而從長遠看，卻是在加劇企業的生存壓力，透支地方經濟的未來，對此，地方政府應該也心知肚明。
　　那么，問題出在哪？一些部委負責人多次呼吁各地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并強調嚴禁征收“過頭稅”。這說明相關預見性并不是沒有。但無論是結構性減稅，還是一些地方出現“預支”情況，都說明某些政策已經發生偏差或是成效有限。綜合而言，不難找出其中的共性根源——一些“穩增長”措施雖瞄準了經濟發展的關鍵元素，但仍建立在原有的財稅分配體制之上，頂層設計并未跟上。
　　不可否認，財政增長與結構性減稅之間，確實存在不可忽視的現實矛盾。雖然減稅措施中包含了挖掘企業潛力、縮減政府開支的政策訴求，但至少短期內的財政收入是減少的，地方政府的讓利熱情自然不高。特別是在現有財稅預算體制中，下一年的財政預算以上一年的財政收入為基數，財政增收有固定的考核指標，財政減收對于地方財力和官員個人的影響都是長遠性的，出現“預支”的短視行為也就在所難免。
　　如何應對這種現實，不能再僅靠相關部委的口頭“強調”了。應該看到，“穩增長”壓力催生出的這些征稅亂象，都說明之前的財稅制度已經到了改革的臨界點，比如預算評估標準、財政收入的考核方式、這些都不能再被拖延，否則這種亂象將進一步被放大，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
　　連續多年的財政高增長之后，增速放緩給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是全面性的。一些常年被高增長掩蓋的發展問題會再次凸顯出來，如“過頭稅”和非稅收入增長現象重現，就有必要反思其發生的根源——是權力約束不夠，還是目前的財稅分配體制存在問題，都需要作出及時研判。另外，除了拖延結構性減稅和征收“過頭稅”，一些見效慢的民生項目的投資能否保障，以及是否存在靠大項目突擊增收的冒進行為，都要建立跟蹤機制予以排查。
　　經濟增速趨緩是反映社會發展狀況的大鏡子，地方政府的不合理征稅行為，只是這面鏡子所反映出來的一個標點。在“穩增長”的大帽子下，有必要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而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波動，作出更為全面和及時的干預，提高辨識度，并借機推動相關領域的制度改革，提升應對“穩增長”的制度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