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公安部交管局有關人士介紹，今年伊始，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交管部門嚴格落實新交規要求，加大執法力度，從嚴查處不按規定懸掛或遮擋號牌、闖紅燈、酒后駕駛等交通違法行為。從北京、天津、南京、杭州、濟南等城市統計情況看，新交規實施首日接報的交通事故數量分別比前日下降了9.3%、23%、26.7%、18.4%、29.8%，未發生因違反交通信號指示造成的惡性交通事故，新交規初步顯示出預防交通事故的積極效果。
　　在“最嚴交規”持續引發意見爭論的情況下，公安部交管局向外界提供首日交通事故數據，可以算作一種正面反饋。事故數量下降，意味著交通更安全，老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得到了更好的保障，這當然是好事。但是，把事故數量下降的功勞完全記在新交規名下，卻未必盡然合理。在不同的城市里，受多種外界因素影響，交通事故數量的升降有一定偶然性。用某一天的事故數量與前日做對比，很難得出什么可靠的結論。更應指出的是，新規實施的首日恰好是元旦，受假期影響，出行的機動車有所減少，交通擁堵狀況也有所改善，交通事故減少是一種順理成章的現象。新交規確實能夠強化車主的依法駕駛意識，但要說它在遏制事故方面能做到立竿見影，恐怕太過樂觀。
　　“最嚴交規”中最受爭議的闖黃燈規定究竟效果如何，確實應該在交通實踐中予以檢驗。首先要看新規能否明顯減少因違反信號燈導致的事故，如果較長一個時期的數據支持這一結論，則表明其具備積極效果。其次，還要看新規在城市路口“制造”了多少事故，從目前情況看，在不同城市里都出現了黃燈追尾現象，這類事故雖然后果往往并不嚴重，但它畢竟是車主為新規實施所支付的成本，因此也值得予以關注。此外，還要看駕駛人違法記分的走向，如果在城市路口因闖黃燈被扣分的現象居高不下，則意味著新規確實存在無法遵守的問題，反之則意味著通過改變駕駛習慣、可以逐步適應“最嚴交規”。無論是數據的獲取還是比對，都應該本著科學和理性的態度，避免預設立場而導致結論謬誤。這樣做，對更快形成交通安全共識是有好處的。
　　一項行政規章是否合理，需要較長時間的檢驗。偶發的黃燈追尾并不說明新規不科學，首日事故環比下降也不表明它很靈驗。在最終結論得出之前，充分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是很有裨益的一個過程。比如，城市交通規劃專家文國瑋就闖黃燈問題所做的技術分析，對執法部門和駕駛人就都很有啟發。在不同的車速下有相應的“停車視距”，這就告訴人們，為了避免闖黃燈需要做怎樣的減速準備，它對城市交通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另外，執法部門聽取意見，對將來的法規制訂工作也會有作用。此次“最嚴交規”之所以會引發較強的意見反彈，與有關部門事先未實行廣泛聽證有一定關系。開門立法的好處，不僅在于增強其科學性和合理性，還在于它能夠減輕社會抵觸情緒。如果“最嚴交規”事先能夠吸取公眾意見，并由相關專家具體講解其遵守“技巧”，相信多數駕駛人不會如此措手不及。
　　“最嚴交規”給不少駕駛人帶來了嚴重不適，這一現象表明，新的交通文明的形成可能會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這種痛苦一方面表現為駕駛人必須改變“效率優先”的固有觀念，另一方面則表現為“號令天下誰敢不從”的立法模式也必須拋棄。從最符合民心的環節著手，從觀念改造的原點起步，可能是改進交通管理、提升交通安全的最優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