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西省長治市苯胺泄漏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件，引起了全社會關注。隨著治污工作加緊進行，對受害居民和企業的補償問題也已提上日程。由于肇事企業投保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承保公司表示將在查勘定損后，根據合同約定快速理賠——這是“責任險”在維護公眾利益、減輕政府壓力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在完善社會管理體系過程有所作為的又一力證。
　　火災無情吞噬生命、食品安全千瘡百孔、環境污染事件頻發……近年來，由于政府管理缺位和企業治理缺陷所導致的安全事故不時發生，通過商業手段即責任保險來輔助政府開展管理、強化企業風險管控、提高補償百姓效率的呼聲越來越高：責任險承擔了肇事企業的民事賠償責任,哪怕其破產倒閉,哪怕責任各方推諉扯皮,都不影響受害者從保險公司得到相應賠償。強制責任險是弱勢一方的“保護傘”，是社會管理的“減壓器”，推行當加速。
　　在發達國家，責任險普及于很多行業，多達上百類幾千種，占財產險業務的比重一般為20%，有的高達40%，已經成為企業轉嫁經營風險的主要方式，成為政府掌控社會風險的重要手段。而目前我國的責任險只有十幾個品種，占財產險業務的比重僅為3%左右。盡管近年來部分省市開展了“強制責任保險”試點工作，但責任險整體上發展緩慢、阻礙重重:
　　首先是法律制度瓶頸。在國外，責任險的發展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后盾”。而目前在我國，責任險尤其是強制責任險的發展僅依賴行政推動。相關的法律法規并未明確規定企業、機構投保責任險的“剛性義務”。而業務“盤子”不夠大，保險公司就不能有效分散風險，不敢承保高風險項目。比如，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條款，較之國際標準條款，承保責任非常狹窄，理賠條件相當苛刻，但費率卻很高，這是因為財產險公司在這一“小眾業務”上數據不完整，技術不成熟，只能通過“嚴苛”確保盈利。
　　其次是公眾維權意識尚不到位。盡管食品、藥品安全領域屢屢曝出“潛規則”，但受害已久的消費者們并沒有聯合起來維權索賠。與國外企業出一次事故就面臨巨額罰款的情形不同，我國企業在違法成本較低的社會環境下，大多能化險為夷。這造成他們本身對責任保險沒有強烈的需求，也在無形中逃脫了商業杠桿對其風險管理的“挾制”。
　　再次，我國保險業“自身不硬難打鐵”——由于保險企業還存在服務水平低、經營管理落后、費率高、責任窄,以及缺少專業風險管控人才等“軟肋”，對責任險市場的開拓與培育仍然乏力。比如,交強險制度實施六年來,保險業始終未走出虧損的泥淖,意欲通過漲價消化粗放經營成本高企的觀點,遭到了公眾的強烈反對。此外,強制保險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其定價、條款需要經過監管部門“把關”，這對保險監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戰。
　　然而，面對人民群眾對于“安全感”的渴望，擴大強制責任保險的覆蓋面，再也不能“走一步看一步”——責任險固守3%的業務份額已長達十幾年，強制經營的試點工作雖有進展，但整體上落后于行業發展大勢。保險業應當秉承服務社會、擔當責任的發展理念，針對問題找差距、補不足，給予責任險發展新能量；各管理部門應結合本行業特點，加強立法和政策支持，優化責任險發展的外部環境，破除責任險發展的阻礙；而我們，每一名消費者，更要加強維權意識，被侵權時不依不饒，促使企業投保責任險，用浮動費率為其套上安全“緊箍咒”——擴大市場需求，既是責任險發展的根基，也是我們每個人的“安�！彼�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