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2010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盡管人們普遍意識到過去那種年均10%的高速增長不可持續，但至今人們情緒仍較樂觀，似乎未來維持7.5%的增長以及收入倍增都能輕松實現。而我傾向于認為，對中國經濟應有更強烈的危機感，從中長期看，7.5%的增長目標恐不現實，到2020年居民實際收入倍增計劃也希望渺茫。中國經濟轉型仍有相當大的斡旋時空，但若無實質改革，則延誤為一場危機式深度調整的可能性也現實存在。
　　以下讓我們來考察中國經濟的幾大要素：
　　第一， 增長質量。
　　過去5年中國宏觀政策乏善可陳，增長質量形勢嚴峻。盡管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有改善，資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產率幾無提高，顯示了增長的強烈粗放性。中國人口占全球18%,產出和貿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鋼鐵、農藥、化肥的全球占比遠高于此。
　　如何改善增長質量？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經濟問題的范疇。目前中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和部委辦局的績效考核，以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為核心。在這樣的政績觀下，才會有地方政府的相互競爭，財政約束軟化、投資沖動和數據追求等現象。地方政府公司化、債務子孫化、執政當下化是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根源，改變政績觀何其難！
　　第二， 財政困境。
　　中國歷史上較大規模的經濟改革，幾乎都和財政困難有關。甚至改革開放也不例外。中國上一次財稅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構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財政聯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財政陷入困境，由于政績沖擊和地方競爭，地方財政在1994~2002年間拖累銀行，在2003~2010年間依賴土地財政，此后至今則青睞于平臺融資。自營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喪失所有主體稅種，這在大國治理中極其罕見。
　　目前的地方債務，銀行貸款約9.3萬億元，影子銀行系統融資可能在6萬億~9萬億元間，債務余額大約15萬億~18萬億元。2012年底，地方稅費收入6.1萬億元，其中稅和土地出讓收益各半，不難看出地方政府已喪失償債能力，越是經濟欠發達的基層政府，財政困難越嚴重。中央向地方的轉移支付規模并不小，2012年約有4萬億元，但其中1/3是相對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專項轉移。地方政府的國有資產比較充裕，但低流動性低收益的資產，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負債，值得懷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間的激勵約束不順暢，新一輪改革就難以啟航。
　　如何緩解目前的財政困境？
　　一是重啟分稅制改革，在大致明確事權的基礎上分配財權。事權既有收也有放，例如軍隊和外交事權應上收�？煽紤]囯地稅機構合并、稅費征繳后再分賬入庫。二是轉移支付應一般化和透明化，大幅削減專項轉移。三是將增值稅合并為單一稅率，并部分轉為價外稅。四是國債余額管理，改善國庫現金管理模式。五是加速針對電子商務的電子稅票系統建設，擇機推出遺產稅。六是將國債市場的對外開放，置于比股市和衍生品等更優先的位置。
　　在財政體制改革方面，有三點值得斟酌：一是關于市政債的發行，我持較為悲觀的否定態度，如果沒有類似地方政府破產這樣的硬性約束，放開市政債將導致地方債務再擴張。那還不如中央財政代發成本更低和對地方的制約更為可信。二是資源稅改革問題。提高資源稅和環境稅的稅率并無疑問，但是否應提高對地方的資源稅返還則應謹慎。中國是大國，各省資源豐富程度差異大，資源開發有早有晚，機制化的財政轉移支付，比高額資源稅返還更重要。三是目前企業稅負已無法再加重，住戶部門對財稅的貢獻度不足15%，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向消費型、內需型轉變，如何對住戶部門實施有效的稅收征管將成為重中之重。
　　第三，囯進民退。
　　相當多的研究顯示，過去10年，國有企業一直在加杠桿，而民營企業在逐步去杠桿。粗略估計，目前央企國有資產約47萬億元，2012年實現利潤1.2萬億元，稅收1.9萬億元。此外，地方國企的規模和央企大體相當，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國有資產超過2萬億元�；蛘哒f，目前國有企業總資產近百萬億元，負債率估計在80%~83%之間，已超過了國企三年脫困期間的杠桿水平。國有金融資產的規模與此相當，杠桿率更高。依賴行業競爭優勢，依賴資金等要素獲取優勢，國進民退不斷上演，產能呈整體過剩，過剩行業不僅僅涉及鋼鐵、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傳統領域，也涉及到光伏、裝備制造業、造船等新興領域。這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末期，家電、紡織、印染等產能的結構性過剩，目前的問題更為嚴峻。結構轉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國有企業去產能、釋放其占用的要素資源、培育新經濟(310358,基金吧)增長點的過程。上世紀90年代末期，艱難的國企脫困和職工下崗潮曾引發普遍的討論，如今持續10年的囯進民退波瀾不驚，折射出20年來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反思并不深入。
　　如何應對國進民退的挑戰？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新理念。政府自設企業在帶來便利的同時，會帶來更多問題，但便利是當下的，問題則是長遠的。自上而下直接任命的官僚體制，決定了同樣垂直的國資體系，兩者之間的界限十分模糊。也許改革需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財政資金安排，逐步壓縮和公共產品無關的生產型項目投資，加速公共財政轉型；二是落實政府的出資人角色，將出售國有資產的收入以及國企的紅利，逐步撥入社保體系，彌補歷史欠賬并緩解現有缺口的擴大；三是逐步切斷官員和國企負責人之間的雙向流動機制；四是明確限定國企的戰略布局行業和范圍，加速收縮和退出。
　　當下則可暫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壓縮央企的參控股層級，壓縮乃至杜絕相互持股；二是壓縮地方國企獲得資金等要素的渠道。沒有國企的合理定位和精簡布局，對私營企業而言，加強行業壟斷和規范市場競爭秩序，就可能是句空話。
　　第四，房產泡沫。
　　目前中國尚處于中等收入階段，城市化率略高于50%，人口總量仍略有增長，似乎不具備樓市泡沫的總體條件。但如果謹慎觀察，貨幣化、城市化和人口遷徙的最高潮已經過去。
　　就貨幣化而言，在過去10年，M2余額增長約5倍，未來增長將逐步放緩。從2010年開始，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已進入個位數增長。假定未來商品房施工和銷售面積年均增長6%。那么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銷售逾1億套，2020年當年房屋施工面積可能超過80億平方米。如果考慮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設，問題就更為嚴重。中國房地產行業已進入供求大致平衡的階段。
　　房產泡沫將全方位沖擊中國經濟，尤其是對地方財政的沖擊，很難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萬億元的土地出讓金之后，收支如何再平衡。例如，目前銀行系統涉及房地產的貸款余額約為13萬億元，通過信托等房地產相關融資余額可能為4萬億~5萬億元，很難想象房產泡沫對金融穩定能不產生沖擊。
　　那么，我們如何應對房產可能的泡沫化風險呢？
　　一是應當意識到，盡管中國的城市化和人口遷徙仍在推進中，但房地產已進入平臺期，不能將京滬深廣核心區的房價上漲，視同全國普漲的信號。同時也應看到，一線城市核心區房價和房租的上漲，是供求矛盾使然，并無行政良方可治。
　　二是集約用地。目前，中國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的比例失衡，工業用地用量過大，開發園區過多過濫的勢頭有所回潮。目前中國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比例為1.5∶1，其中工業用土約為5萬~6萬平方公里，用地占比為26%，遠超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水平。
　　三是保障房建設層次過多，過于復雜，宜簡化為可售和公租兩類，減可售、增公租。
　　四是一些城市的建筑綜合體已有明顯的過剩跡象，應予警惕。
　　五是對開征房產稅要慎重。至少在我看來，加強個稅和開征遺產稅，較之房產稅更為現實和平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