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對新型城鎮化的不同意見，有調查、研究不夠的問題。我認為，在各方面意見都不統一的情況下，不妨摸著石頭過河，進行局部試點。
　　一、給縣城和小城鎮30年培育期，補建國60多年來的歷史欠賬。建國以后的第一個30年搞了工業化，第二個30年搞了地級以上城市的粗放型擴張，今后的30年要給縣城和小城鎮培育期，實現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的協調發展。因此，新型城鎮化的“城”指的是縣城（城關鎮），“鎮”指的是小城鎮（建制鄉鎮）。這是“新型”兩個字的真實含義，這一點弄不清楚，根本方向就錯了。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當前城鎮化的重點應放在使中小城市、小城鎮得到良性的、健康的、較快的發展上”。
　　我專門研究過，江蘇、浙江和廣東等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正是靠著縣城和小城鎮建設撐起了一片天。民營經濟長成草根，小城鎮建設長成樹根，順利解決了這些地區的農民就地就業難題。這實際上提供了一種觀察問題的角度，縣城和小城鎮是國家政權的神經末梢，存在各種基層微觀事件。就像人體一樣，神經末梢一旦激活，就能給神經中樞提供準確的信號。因此，縣城和小城鎮具有托底作用，近期可以拉動經濟增長，遠期能夠掌控經濟社會轉型的大方向。
　　從基本國情看，縣城和小城鎮所依托的縣域，占全國總面積的94%以上，占全國總人口的75%以上。祖先早就說過“郡縣治天下安”。建議按1/100的比例，從全國2850多個縣（市）中選30個進行試點，把縣城發展成為20萬人左右的中小城市，再建3~5個10萬人規模的生態美麗小鎮。通過試點盤活三農全局、引領四化同步和統攬五位一體，從而實現產業、人口和就業結構的調整與變遷。
　　二、讓287個地級以上城市喘口氣，放緩腳步找回丟失的靈魂。二戰以后，美、日以及歐洲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為了緩解城市的交通、環境和人口壓力，都用政府引導的方式治理“城市病”，主動向小城鎮有序轉移產業、教育和醫療等資源。這一做法今天看來是行之有效的。相比之下，我國地級以上城市有200個嚴重缺水，其中180多個還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表現出不切實際的浮躁。鑒于這種情況，我認為應當參考國際經驗，哪怕經濟發展速度慢一點，也要卸掉我國經濟的沉重包袱，輕裝上陣，穩步前進。
　　習近平同志在2010年曾指出，“中國的大城市規模都夠大了，再‘攤大餅’也是難以為繼”�！皟H靠大城市的拉動不可能是全面的，科學發展就是要使一個區域的經濟社會細胞都能豐滿起來，而不能僅靠機體的某個部位強大，要在發展中體現均衡化”。根據我的了解，過去20多年的城鎮化實際上是有缺陷的，地級以上城市一圈一圈地建設新城區、行政區和開發區，留下老城區、城中村和棚戶區這些難啃的硬骨頭。北京、上海和廣州最為典型，但這樣一條老路，注定是不可持續的。
　　這個后果現在就擺在人們面前，一邊是高樓林立，一邊是棚戶連片，不但拉大了原有的城鄉差距，而且在城市內部又造成了新的二元結構。建議按1/10的比例，從全國287個地級以上城市選30個進行試點，把城市增長水分擰干，把歷史遺留問題處理利索。這些試點城市要先行一步，主動改造老城區、城中村和棚戶區，從過去“三分管、七分建”扭轉為“七分管、三分建”。如果在這個方向性問題上排除各種干擾，新型城鎮化就實現了趨利避害，真正做到邊破邊立和先破后立。
　　三、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次大調研，通過調查研究凝聚共識。新型城鎮化是一個系統性工程，牽涉到很多基礎性改革議題，單項推進很難突出重圍，全面鋪開存在失控風險。十分有必要開展一次大調研，把主線理清楚，保證大方向不發生偏差。
　　有人說新型城鎮化要以人為本，應該讓2.62億農民工分批進城，這個說法行得通嗎？2.62億總量背后的每一位農民工到底是誰？每年進多少人合適？他的父母、妻子和兒女是不是同時進城？是進入縣城、小城鎮，還是進入地級以上城市？一些地方政府現在熱衷于推動縣改市或縣設區，但這樣做會不會沖擊以縣制為主要支柱的行政管理系統？會不會造成地級以上城市所轄區的農村人口比重過大，城鄉概念模糊？只有通過調查研究，才有發言權和決策權。
　　我在調研時發現，很多地方都在等待召開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等著出臺國家發改委牽頭編制的城鎮化規劃。這種心態，是不是有利于更加深遠的謀劃？最近民營企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是不是可以梳理出一份系統的研究報告，充分吸收非公經濟36條、中小企業29條、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36條的內容，撬動社會資本投向新型城鎮化？有沒有一種辦法既能籌到錢又不引發金融風險？對于這些困惑，應當通過調查研究找出答案，做到全局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