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的再平衡需要調整新興市場國家與歐美的利益格局，需要各經濟體自身的改革，而這大多屬于內政，目前的G20峰會至多只是溝通的平臺，難以推出行之有效的協調機制與解決方案，即使達成促進經濟增長的承諾，也缺乏有效的促使其落實的監督機制。G20峰會是否能順利轉型為真正意義上的協調全球經濟事務的首要平臺，會否走上“非正式機制+正式國際組織”的機制化建設路徑，本身就是個大懸念。
　　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敘利亞問題持續升溫的背景下，各國輿論對此次G20圣彼得堡峰會期望頗殷。市場期待本屆峰會能展現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曾表現出的那種全球領導力，促進全球經濟增長，解決一些棘手難題。但很可惜，這種期望很可能會落空。
　　不可否認，G20是由世界上最發達和發展最為強勁的經濟體組成的國家集團，代表全球將近8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G20首腦峰會機制，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曾扮演重要角色，各成員國通過G20平臺協調全球救市，并奠定了全球金融監管的基礎。這也是時下市場信心的主要源泉。只是眼前的全球經濟形勢要比五年前更加錯綜復雜，而G20各方有著高度一致共同利益的基礎則已漸漸不存在了。
　　當下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景氣相位并不一致，面臨的問題也各不相同。先看美國，今年前兩個季度向好的經濟數據向市場暗示其經濟正強勁復蘇。不過，由于美國聯邦政府的舉債額度最快將于下月中旬突破法定上限，屆時美國財政部可能沒有足夠資金履行必要的支付義務，這無疑為奧巴馬政府提早拉響了再次面臨“財政懸崖”的警報。再看歐元區，受到出口反彈的提振，歐元區今年二季度GDP修正值季率符合預期，這標志著歐元區經濟走出史上最長的技術性蕭條。但歐元區這種經濟向好的趨勢能持續多長有待進一步觀察。中國的情況相對要好些，經濟增長仍處于高水平，但也面臨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的瓶頸，還面臨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嚴峻挑戰。
　　不同的經濟體有著不同的問題，目標的不兼容令全球合作的可能性大低。誰都想享受好處，誰都希望其他人付出成本，多邊機制的外部性令各國取得共識難上加難。更何況，全球經濟的再平衡本身意味著各主要經濟體需要調整既有結構，意味著利益的讓渡與交換，這種再分配涉及大量政治妥協，也將使得G20的協商舉步維艱。
　　且看看現在擺在G20各國領導人面前的五個棘手議題吧。
　　第一，全球經濟平衡增長。當前，G20國家已擺脫了危機以來最糟糕的局面，但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率仍未恢復到2008年危機前的水平。國際勞工組織近期的報告顯示，全球發生金融危機6年以來，G20集團的大多數成員國的就業增長依然疲軟。盡管有一半成員國在過去的12個月失業率小幅下跌，另一半則持續上升，其中西班牙和南非的失業率已超過25%。今年前幾個月，G20失業總數高達9300萬，其中30%的人失業已超過一年。
　　第二，敘利亞問題。盡管敘利亞問題沒有列入此次G20峰會的議題，但在美國政府對敘利亞有限動武的可能性直線上升的情形下，峰會無法回避這一尖銳問題。在歷史上，美國為了實現與維持國際秩序，是下了重本的，僅二戰期間就用掉了3000億美元（當時匯價），所以這個體系美國不可能不維持。
　　第三，美聯儲何時退出QE3、多大幅度退出QE3？這是攪動全球市場的重大問題，因為美聯儲的政策出臺直接關系到全球資金的流向，尤其是近期新興市場資金大量流出，令人擔憂美聯儲的退出會給新興市場的經濟雪上加霜。中國副財長朱光耀和央行副行長易綱在上周公開發表聲明，敦促美聯儲謹慎考慮退出QE的速度和時機。不過，美聯儲的官員們似乎并不擔心新興市場的反應。他們說，在考慮何時開始削減QE時，只會關注美國經濟。美聯儲官員說的都是實話。畢竟，現實是，國家利益永遠大于國際利益。
　　第四，新興市場的金融動蕩。近期，美聯儲縮減QE的預期、敘利亞緊張局勢都加劇了新興市場的動蕩。自5月以來，印度盧比和巴西雷亞爾跌幅達20%左右；印尼盾下跌了約16%。新興國家貨幣呈現“全線崩潰”狀態。如果這一個趨勢持續下去，有兩個問題值得重視：一是未來在國際資本問題上，印度尋求中國幫助是有可能的；二是印度的貨幣問題會否轉化為通脹？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如果轉化為通脹，則沒有大問題，盧比的問題內部消化了；如果沒有轉化為通脹，印度盧比的貶值相反還會增加印度產業的競爭力，這對中國將構成影響。此外，就是亞洲金融風暴現在被認為是不會再演，尤其是華爾街輿論基本持此觀點。但對比危機路徑可以發現，這次的情況與上次亞洲金融風暴極為相似。先是東南亞，后是新興市場，所以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實上，沒有兩次金融風暴是完全一樣的。匯率大跌、外資撤走、經濟受損，這是金融風暴的基本表現，只要這些表現出現了，實際就是金融風暴發生了。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如果亞洲金融風暴再次發生對中國也是有影響的，只是影響大小的問題，因為東盟國家市場一向是中國的大市場之一，而且中國在東盟國家的投資日益增加。
　　第五，國際金融架構改革。該議題的核心聚焦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份額改革上。2010年12月，IMF理事會確定出資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將新興經濟體的出資份額從3%提高到9%。由于美國等西方成員國拖延履行其國內法律程序，改革方案至今尚未生效。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2012年重申改革生效的緊迫性，呼吁尚未完成必要步驟的成員國盡快采取行動。俄羅斯今年將作為“20國集團”輪值主席國推動IMF份額改革，值得期待。
　　說到底，世界經濟的再平衡需要調整新興市場國家與歐美之間的利益格局，需要各經濟體自身的改革，而這大多屬于內政，目前的G20峰會至多只是溝通的平臺，難以推出行之有效的協調機制與解決方案，即使達成促進經濟增長的承諾，也缺乏有效的促使其落實的監督機制。事實上，2011年的法國戛納G20峰會已顯露疲態，未能取得任何實質進展就草草收場。后危機時代，G20峰會是否能順利轉型為真正意義上的協調全球經濟事務的首要平臺，會否走上“非正式機制+正式國際組織”的機制化建設路徑，本身就是個大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