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在增速放緩的同時，也正在經歷艱難的再平衡。2014年三季度中國GDP增速為7.4%，遠低于2008-2012年年均增長9.3%的水平，但放在全球范圍來看，中國經濟減速幅度明顯小于其他新興經濟體。以印度為例，2010年印度增長速度為10.1%，2011年降至7.0%，2012年為5.3%，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遠超中國。

　　中國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經濟正從增長奇跡向常規發展回歸，結構也出現了艱難的“再平衡”。2013年經常賬戶盈余已從2007年占國內生產總值峰值的10%降至2.1%，較2012年則下降0.5個百分點，2013年的盈余為9年來的最低水平。2014年三季度中國經常項目順差815億美元，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816億美元，國際收支賬戶趨于平衡。

　　國際收支平衡既有主動原因，更有被動因素。近兩年，發達國家借“再工業化”重奪國際貿易競爭主導權，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國際制造業轉移的新陣地，對中國出口形成“前堵后追”之勢，凈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

　　首先，美日歐經濟復蘇與中國出口之間有“脫鉤”跡象。美國制造業復蘇帶動實體經濟復蘇明顯。2011-2012年制造業平均增速達到4.3%，已超過2002-2007年平均水平4.1%，其中耐用品制造業平均增速達8%，遠遠超過2002-2007年平均水平5.7%。而隨著中國國內要素成本上漲及人民幣持續大幅升值，中國商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開始下降，2011年至今，中國商品在美國進口中占比累計下降2個百分點。2013年，中國產品出口到傳統發達市場占比從去年的40%左右下降至37.6%，并且這一趨勢在2014年有所延續。

　　其次，替代性貿易競爭態勢越來越強。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也開始放緩，越南、印度、墨西哥與東歐等國家和地區以比中國更低的成本優勢，成為接納工業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新陣地，東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開始用更加低廉成本要素實現對中國制造的供給替代。

　　與此同時，TPP+TTIP+PSA正在改變全球貿易格局和秩序。美歐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和多邊服務業協議(PSA)重構全球貿易規則呈現三大特點：一是零關稅;二是就業和綠色環保的談判準入條件;三是區域自貿區加強。新型貿易壁壘對中國造成嚴重挑戰，對中國出口形成新挑戰。

　　同樣，在中國內部也正經歷投資與消費的 “再平衡”。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持續下移，從2009年33%的增長速度已經回落至9月的16.1%，投資對GDP的拉動作用從2009年的8.1%降至去年的4.2%。投資率下滑有深層次原因：一方面，從產能周期角度來看，目前中國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規模投資釋放的產能，且房地產、地方投融資平臺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持續存在，產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造船等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新興產業，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制約了新增投資的增長。

　　而另一方面，投資率下滑與資本形成率下降有直接關系。我們利用投資產出彈性來測算投資效率(投資效率常用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來衡量，表示增加單位總產出所需要的資本存量，即ICOR=當期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DP增加值，數值越高表示投資產出效率越低)。結果顯示，1996-2012年期間，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平均為3.9左右，與處于相似增長階段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現階段的ICOR數值明顯偏高。特別是隨著實際融資利率，以及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工業企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高投資率已經難以為繼。

　　從消費方面看，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擴大，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消費增長的引擎。2013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消費國。中國進口以中間產品為主，過去10多年鐵礦石等原材料進口大幅增長，但是最近幾年進口消費品比重開始上升，汽車和計算機等混合用途(既用于消費，也用于投資)最終產品的比重也明顯上升，這將有利于全球平衡。

　　此外，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瓶頸，中國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中低端位置，均與技術落后密切相關。未來隨著中國國民人均收入的增長、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生產模式的轉變，對全球特別是發達市場的資本設備和商業服務的需求將會繼續大幅增長。預計今后十年，中國高科技市場年增長率將達到20%-40%。根據我們測算，如果美國放寬對華出口限制，維持在中國同類產品進口總額18.3%的市場份額，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就可達到600多億美元，這不僅有利于中國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也有利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全球技術擴散和技術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