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蔣友柏尚在襁褓之中時，正值臺灣發展的關鍵期，考驗一波波接踵而來。但是，在他爺爺蔣經國穩健地帶領下，居然化險為夷穩步發展。
在蔣友柏出生之際，正是臺灣社會深處挫敗感之時，島內外的局勢異常嚴峻。美國和大陸恢復建交，讓臺灣外部生存環境困難起來；全球石油危機和臺灣通貨膨脹，讓島內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蔣介石當年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計劃，已對臺灣人沒什么吸引力。不過當初跟著國民黨來臺灣的人，一直都以為他們很快就會回去了，可是沒想到這一待就是幾十年。政治的環境是現實的，“反攻大陸”的口號越喊越弱，只能改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在這內憂外患情形之下，逐漸掌權的蔣經國決定將資源大量投入內部的建設上，使得臺灣人民建立信心，從中確認自我的價值。
1974年，蔣經國宣布一項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劃“十大建設”。這項巨大工程包括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國際機場、鐵路電氣化、北回鐵路工程、蘇澳港工程、臺中港工程、大鋼鐵廠、大造船廠等能源、交通和重工業制造等基礎建設。
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臺灣經濟穩定累積成長，赤貧人口大幅降低。在穩定的政治與社會中，技術官僚得以發揮最大的才干，加上國際資本和技術幾次轉移，臺灣成為有效率的接納者。經過大約20年的時間，臺灣已完成由農業生產到輕工業生產的初期累積，人民的生活已達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齡球等娛樂活動如雨后春筍。1971年臺灣對外貿易首次出現順差，接下來勢必要進入重工業的發展階段。
現實雖然如此，當初蔣經國提議的“十大建設”，因為規模過大和舉債甚巨，仍遭到各方專家的質疑，紛紛認為這項計劃將拖垮財政。不過蔣經國卻力排眾議，抱定“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后悔”的信念。
“十大建設”的確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從蔣友柏出生之前就開始啟動，直到1979年底才完成。這時蔣友柏已經3歲了，開始蹣跚學步。
后來現實發展也證明蔣經國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這個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大工程建設確實推動了臺灣經濟起飛。臺灣領先全球從經濟蕭條中復蘇，之后更以經濟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十的速度發展。
臺灣在蔣友柏的童年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締造舉世知名的“臺灣奇跡”。當島內經濟日新月異地快速發展時，人們思想也開始呈現百家爭鳴，1977年終于釀成一場“鄉土文學論戰”，那就像一場五四新文學運動。所不同的是，五四新文學運動反對的是文言文的舊文學，而鄉土文學一方堅決抵制外國現代文化思想和藝術流派對民族文化的沖擊，主張文學向民族立場回歸；另一方則重視吸收和借鑒外國文化思想和藝術經驗，對傳統的中國文化采取批判態度。
臺灣的思想界如火山般活躍，但島內的政治氣氛卻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氣球，隨時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民眾對民主自由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大家著手一次又一次的“沖破”行動。
1977年“中壢事件”拉開了黨外運動的沖突序幕，到1979年12月10日高雄發生了著名的“《美麗島》事件”。由一本雜志引發了一場著名的政治事件，成了臺灣自“二二八事件”后規模最大的一場官民沖突。開明的蔣經國沒有對當事人采用血腥鎮壓，而當年事件的參與者和辯護律師日后都成為民進黨的主力。接著民主化從小而大以致撲天蓋地而來，蔣經國先采取高壓，最后只能默認。
當然，一波波的經濟和政治事件，對尚在牙牙學語的蔣友柏來說，真是一點印象也沒有。他的童年像每個臺灣的孩子一樣，耳畔傳來的是鄧麗君的歌曲，電視里熱播的是瓊瑤的言情劇，而金庸的武俠則是他的最愛。
留給他印象最深的還是給童年帶來無數歡樂的歌謠，《蝸牛與黃鸝鳥》《三月里的小雨》《外婆的澎湖灣》《捉泥鰍》繕這些婉約情調，就像悄悄流逝的歲月般美好。
這是一場幾乎與蔣友柏一起降臨人世的校園民謠運動，當時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所以產生大量傳唱不衰的經典歌曲。這些歌讓蔣友柏的童年蒙上一層詩意的光輝：羅大佑《童年》里的無憂無慮的快樂，侯德建《龍的傳人》的愛國主義情懷，陳賢德《蘭花草》的清新優美，齊豫《橄欖樹》那種對故鄉淡淡的眷戀繕
成長在臺灣第一家庭的蔣友柏，童年時代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錦衣玉食。他手上就像有一個阿拉丁神燈，只要說一下要什么東西，馬上就會有仆人送到跟前。不怕別人做不到，就怕自己想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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